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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去世

 记“我的一生”。想到这几个字,我眼前就出现一道光。细看,是一颗彗星。最亮的一端,头,是童年和成长时代。核心,最密的部分,是童年早期,我们生活最主要的特征在那里已被决定。我试图回忆,试图穿越那里。但在这密集的领域里移动很难,很危险,感觉我在接近死亡。彗星越往后越稀疏——那是那较长的部分,尾巴。它变得越来越稀疏,而且越来越宽。我现在处于彗星尾巴靠后的部分,写这些字的时候我已到了六十岁。

  ——托马斯·特朗斯特罗姆

  新京报3月29日报道 北京时间昨日凌晨,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,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去世。和他4年前获奖的消息传来时一样,24小时之间,诗人们做出了强烈的反应——如果你是一个诗歌爱好者,你昨天必然被特朗斯特罗姆刷屏。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,则是诗歌圈外读者的漠然——在粉丝数高达25万的新京报书评周刊微信上,诗人去世的消息阅读数不过1.4万,远远低于平均水平。因为当代诗歌的边缘性,诗人获得诺奖曾被认为是个意外,如今,他的死亡再次证明,现代诗歌与普通人的距离。

  “春天荒凉的存在”,这是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《四月与沉默》的开头,春天就像是一个不吉利的季节,无数的诗人赞颂它又诅咒它,海子在春天卧轨,特朗斯特罗姆在昨日的离开又为这个季节增添了几分离愁别绪。

  2011年,在缺席了15年之后,终于有一位诗人再度登上了诺奖的舞台——特朗斯特罗姆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。可是在那一刻,这位诗人早已因中风而丧失了说话能力。他的太太站在领奖台替他发言时显得有些惊讶。在诗歌已经在文学领域显得越发边缘的这个时代,在瑞典本土的文学家几乎很难被诺奖所青睐的“约定俗成”背景下,特朗斯特罗姆的获奖的确显得出乎意料。翻译过他诗歌的中国诗人黄灿然曾提到,“当特朗斯特罗姆获诺奖时,我完全没料到,因为已完全不去想诗人得奖了。”而北岛得知自己的老朋友得奖后则显得冷静,“在我眼中,特朗斯特罗姆大于诺贝尔奖。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,与其说是托马斯(特朗斯特罗姆)的骄傲,不如说是瑞典文学院的骄傲。这个奖给不给他,他都被公认为当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。”

  隐喻的巨大呼吸

  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用略显冰冷的瑞典语写成,对表达手段有着完美的控制,几乎没有任何虚饰的修辞,着眼在日常现实中创造奇迹。“醒来就是从梦中往外跳伞”,这是特朗斯特罗姆最著名的诗句,他的诗歌从不借助汹涌澎湃的抒情,反倒是那些隐喻之外“不在场”的语言,让他的句子充满了力量。特朗斯特罗姆很早就明白了简洁主义的价值,懂得了用词越少而诗歌越有表现力的道理,“凝练,言简而意繁”是他对自己的要求。诺贝尔奖获得者布罗斯基曾公开承认:“他不止一次偷过特朗斯特罗姆诗歌里的意象。”

  他曾是博物馆中流连的少年,是少年犯管教所的心理医生,也总是把生命扑在钢琴上。特朗斯特罗姆未能当成作曲家,他的诗却深受着音乐语言的影响,跳跃的节奏感,想象力滋生的音调。“灌木中词在用新的语言嘀咕:‘元音是蓝天/辅音是黑枝杈/它们在雪中漫谈’”。1990年,他因为中风丧失了说话的能力,但是他继续写诗,并且用左手单手弹钢琴。几年后诗人已能用左手流畅地弹出几支巴赫的乐曲。他说:“写诗时,我感觉自己是一件幸运或受难的乐器,诗找到我,逼我展现它。”

  与特朗斯特罗姆曾交往密切的美国诗人罗伯特·勃莱说:“他的诗有点像一个火车站,从非常遥远的地方驶来的火车都在同一个火车站小停。一列火车的底盘可能沾着若干俄罗斯的雪,另一列火车的车厢里可能摆着鲜花,车厢顶上可能落着一层鲁尔的煤烟。这些诗之所以神秘,是因为诗中意象行驶了漫长的路程才抵达那里。”

   超越政治使他的诗歌更永恒

  伴随特朗斯特罗姆获奖的外界反响却纷争不断,从欢腾到困惑再到生气,种种声音混交在一起。学界和读者间的种种声音批评他的诗过于沉浸在个体世界中,缺乏对社会和世界现实的关注。而更让特朗斯特罗姆难过的是,“政治”原因一直以来带给他的质疑。彭博社曾评论“这位艰涩难解的诗人不过是凭借他‘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指责’所具备的政治正确精神而获奖。”而在中国诗人于坚看来,“特朗斯特罗姆是放弃了雄辩这一西方传统”。他的诗远远超越政治,而是关注那些比“社会”或许更宏大的人类议题——生命、死亡、历史和记忆。这让他的诗不止在西方,在东方世界甚至更广阔的范围里也得到了强烈的共鸣。“看/黑暗正烙着一条灵魂的银河/那就登上你的烈马火车,离开这个国家!”

  政治所带给特朗斯特罗姆的困扰几乎没有间断过。他出版诗集《音色与轨迹》和《夜视》期间,恰逢冷战时期。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瑞典的文学氛围也随着全球的政治气氛而改变,作家们被要求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和诉求。瑞典文学院院士马悦然回忆起那一段,“对政治立场不屑一顾、潜心打磨纯文学的特朗斯特罗姆曾被指责为‘保守分子’。”特朗斯特罗姆虽然感到难过,却一直对政治抱着警觉和防卫的姿态。在冷战的后期,他的诗集《夜视》出版了,这个名字似乎包含着某种隐喻——在多重意义上的黑暗年代里,保持看清事物的能力。

  “也许正因为他在冷战期间拒绝任何一种政治立场,让他能在铁幕背后自由地穿梭,与更多元的文化接触,让他在文学世界中有了更通透更明亮的眼睛。”《卫报》评论到。